| 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系列随笔） |
| 作者/moking 时间/2007-12-13 15:32:00 类别/文学收藏 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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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系列随笔） 几句引言 刚买了电脑，要学打字，我在我朋友的电脑前面坐了一个下午，才打出了这么几行文字。我朋友看了，还鼓励我，说不错，不错，你真是一个聪明人。于是，我就很高兴，想我确实是很聪明的人。我朋友还要给我教怎么发到网上去，鼓捣了一会，我的文字竟然真的被贴到一个网站上了。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写作”与“创作”这两个词的概念，所谓“写作”，是作者从灵魂深处将生命中最本质、最本能的东西，以及对世界、对人生认真思考后流露出来的艺术成品，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是写作者的本能需要。而“创作”则是作者由于某种需要而刻意进行的艺术品制造性的劳动。这里可以举例，如曹雪芹、屈原、吴敬梓、杜甫、以及美术界的梵高、罗丹等等，他们应属于前者，而韩愈、王安石、柳宗元、贾岛他们则属于后者。由此我们再看看现在的所谓的“作家”们，他们都干了些什么？现代社会的诱惑性、功利性因素导致了作家们创作目的性的膨胀，所以在泛滥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真正有力并能打动我们的作品，我们得到的仅仅是消遣和娱乐而已。王小波说过，“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的基石，是一种力量，我相信这 一点，所以宁愿听一个放羊的老人唱信天游，而不愿听“歌星”们干吼，宁愿与乡下的老头谈一些过去的往事，而不愿去读一篇著名作家的小说。 没想到，当我第二天打开电脑，我的文字后面就缀了好些骂我的话，语言都很尖刻，甚至有人质问我：你有本事，你拿几篇能够感动大家的作品出来，哪怕一篇都行。说实话，我是拿不出来。但那段时间，我非常地恐惧和不安，还有内疚。我认为，“文以载道”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任。你用文字骂我，要说明你的理由。当然，我对自己的这段文字也产生了怀疑，是不是说得太离谱了？我真想和这些人理论一番，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因为在网络上的人基本上都不署真名，我根本看不到他们的脸，同时，我认为自己的做法可能有些唐突，竟然在最公开的网络上胡说八道，惹人笑话，这感觉就象光屁股在大街上行走一样。为了给这些人有个交代，并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文字进一步地做更层次的阐明，于是我就写了一大堆系列的随笔来说明这个问题。但当我写到十来篇的时候，我觉得无聊了。因为，不长时间，我也是一个准“网民”了，我已经习惯了网络的游戏规则，原来“骂人”和“被骂”是这种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现在有时也非常尖刻地骂别人，骂过以后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想把这些文字公布出来，至于对“写作”和“创作”这两个词语的定义问题，其内涵和外延我只能以我前面的那段话的阐述为准，要是按教科书上的解释为依据，那么，我的这些文字就纯属无稽之谈，不知所云了。但当我公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也悲哀起来。因为，我已经违背了我过去对文字敬畏的态度，我已经不再“文以载道”了，我开始变得油腔滑调，就如一个少女丧失了纯真一样。我认为自己很卑鄙。同时我要说明的是，这些随笔都是“散点式”的小随感，没有系统性。现在让我续写下去，我也没有了激情和兴趣，所以我只能聊以自慰地安慰自己：由它去吧！ 但不管怎样，我现在已习惯了在网络上张贴文字，至于别人看不看与我无关，怎么样骂我也与我无关。因为我现在已经丧失了纯真，已不在考虑尊严问题，只要不沦落为“娼妇”就行了（在网络上，我已经见多太多太多的文字“娼妇”们。） 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一）： 吴敬梓与鲁迅 为了进一步说明写作的态度问题，我想把吴敬梓和鲁迅作一个比较，从而说明创作的功利性对作家的影响问题。吴敬梓是一个天才式的作家，他出生于一个官僚贵族家庭，但文学的天赋完全促使他偏离了他应有人生轨迹，他离经叛道、放浪形骸，以诗酒、交友为生活方式，以思考人生、思考生命的意义为职责，最后使自己从富贵跌入到潦倒，并彻底地远离了当时的主流社会，被社会所不容。但写作的冲动促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的写作中去了，并且是小说写作。众所周知，清代时，文人创作即被看作是“小道”、“娱乐”，小说更被认为是无聊文人的无聊娱乐行为，说高雅一点，是“才子书”。其地位大约比现在的肥皂剧都不如，根本进不了主流文化的圈子。我相信，聪明如吴敬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会不清楚这一社会现实。但他仍呕心沥血，写出了使后来人惊心动魄的惶惶巨著《儒林外史》。而鲁迅，同样出生于没落的小官僚家庭，但他走上文学道路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为了治国、平天下，为了民族的觉醒、国家的富强而强行抄起文学的武器的，所以说，吴是主动的，周是被动的，吴是“写作”，周是“创作”。 范进和孔乙己大约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两个人物，但他们在作家的笔下，作家赋予两个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吴敬梓对范进是同情的、怜悯的、甚至于是一种辛酸的、无可奈何的热爱，作家是含着大悲悯、大忧伤的笔调塑造这一人物的。在《儒林外史》中，我读到的是深深的忧伤，悠长的悲凉，当周进在号子里哭昏过去时、当范进见到喜报发疯时、当女儿殉节后王玉辉大笑着说“死得好，死得好”时，我想，真正读懂作者写作时的心态的人，是不会仅仅感到好玩的，是不会把他们当笑料来看待的。我读完《儒林外史》后，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太坚强了，他有如此深刻的悲伤，如此浓厚的绝望感时，他为什么还不自杀？因为，我在小说人物的后面，看到了作者的心因怜悯而流血，像在中药里面煎煮一样。所以我猜想，吴敬梓在写作时，他不可能意识不到写小说在社会功能方面于眼下、于将来会有多大的用处，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他写了，字字血泪地写了，这是生命使然，就像吃了饭就得拉屎一样。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精神世界里埋下了痛苦，发酵到一定程度，他就得用笔写出来，同样，有了快乐也是如此。而鲁迅对孔乙己，笔调是讽刺的、揶揄的，当然也有同情和怜悯，但更多的是批判，批判人物的同时，主要对社会进行批判，从而达到推翻旧社会，建立社会新秩序的目的。读鲁迅的《彷徨》和《呐喊》，，你总感觉他对笔下的人物是居高临下的，是俯视的，就象一个千万富翁冷眼看着一群在垃圾中争抢食物的乞丐一样，心中会不无悲哀地想，你们应该去干活、你们应该去打工，再也不要这样生存下去了。鲁迅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写的。所以他的创作活动很艰苦，很被动，他称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这就说明了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大部分是为了他人而卖命的，这是一个作家的悲哀，但对整个愚昧、落后、麻木的中国来说，是幸运、是光荣，是一剂良药。因为鲁迅是一个革命家，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仅仅是他的武器而已。所以他的写作过程充满了痛苦。而吴敬梓是快乐的，吴敬梓是把一颗滴血的心展览给人看，他有尽情宣泄自己、释放自己的快感，但鲁迅却拿着一把手术刀在别人的心脏上划出滴滴的血来，竟管他说，“我在无情地解剖别人的同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但他解剖自己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解剖别人所做的实验而已，所以，我要称鲁迅的文字是“创作”，而要称吴敬梓的文字是“写作”。这里，我不想对鲁迅和吴敬梓他们以不同方式创造出来的文字比较高低，当然也无法进行比较，这就象让杨贵妃与西施比美一样，不具备操作性。但能够肯定的是，这两个人都是伟大的，吴敬梓为了个人心灵的安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鲁迅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在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当然，我还得提一笔，我没有绝对地把一个作家划分为“创作者”或“写作者”的意思，就拿鲁迅来说，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不可能不为了自己的灵魂而留下必要的文字，比如《野草》，就是鲁迅对生命本质无法抑制的尽情流露，我想，鲁迅在写作那些作品时，一定有宣泄的快乐。就是小说，鲁迅谈起时，也对《故事新编》比较看好，说要比另两本集子要好一些。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纳兰性德，我很佩服他，他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是一个用诗歌极力张扬生命张力的人，但我在读到他写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首《满江红》时，我很不以为然，因为是应酬诗，应酬味太浓了，除了强挤一些吹捧话、套话之外，几乎没多少意思。这大约也算是写作行为吧。 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今天我只想把鲁迅和吴敬梓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以得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和印象，今后，我还想用更多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作家不管是写作还是创作，都应该是真诚的，要有责任感。如果想用文字仅仅为个人谋一点小小的私利的话，那么你不妨去做官，或者去经商，最不济，也可以在大街上裸体跑一圈，所产生的轰动效应绝对要比你写文字要好一些。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二） 曹雪芹与张恨水 把这两个人拉在一起，有点不伦不类，但对于说明写作的态度问题还是有点帮助的。 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红楼梦》，据红学家考证，他年轻时可能还写过一部叫《风月宝鉴》的小说，但不太可靠。而张恨水却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从影响方面看，张恨水 也要幸运得多，他生前即如日中天，甚至于*都要见见他，并大加赞扬，弄得这个爱情专家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连连说谦虚话。曹雪芹却很不幸，他的作品产生影响是他死后二三十年以后的事，实际写作的时候，只有脂砚斋一个人在欣赏他、肯定他，手稿也仅仅在几个最要好的朋友间传阅了一下，但朋友们的反映很冷淡，因为他们只看好曹雪芹的诗和画，还有他惊人的酒量。但要从质量上进行比较，我想，张恨水就是著作等于他三个身材也抵不过一部《红楼梦》（这里我们暂且把张恨水的身高问题忽略不记）。 大概是鲁迅吧（记不太清楚了），赠过朋友一副对联，“有情方饮酒，无聊才读书”，曹雪芹写书，也是出于“无聊”的原因。他天生就是一个艺术家，就像李煜和赵佶一样，其天赋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与自己的出身与职业背道而驰，再加上他家族的变故，最后失意潦倒，在北京西郊的黄叶村孤居穷愁的时候，写小说大概是他安慰自己的灵魂，消磨无赖的时间，总结人生的思考最好的方式了。可以想象得出，曹雪芹像孤魂野鬼一样流浪了一天，回到家里，但家却瓦灶绳牖，四壁如素，他一个人枯坐着，往事象海水一样涌进大脑，然后，他想到了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么样活着的问题，结果心潮澎湃，不能自已，这样，他写小说了，贾宝玉、林黛玉、史湘云他们像幼苗一样在心灵深处生根、发芽，一点点成长起来，最后，几乎要撑破他的身体了，这种感受绝不是用诗和酒能解决的。所以，他在油灯下面，写出一个又一个文字的时候，他是在构建自己的精神大厦，是在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和意义。鲁迅后来称《红楼梦》是“人情小说”，周汝昌对此观点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这里的“人情”指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指人之常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曹雪芹并不是给读者设计人生指南的教科书，他大约可能连读者这个问题想都没想到过，他只是体会到了写作的快乐，更主要的是与笔下的人物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流，因为，曹雪芹没有倾诉的渠道，没有交流的对象，竟管他身边还有几个朋友，但对于一个天空中行走的的哲学家与诗人来说，他们根本不是合适的沟通对手。因此，曹雪芹的写作完全是生命的需要，是精神自然的释放过程，这也是促成《红楼梦》成为伟大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恨水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精力主要在作品的市场方面。他的小说首先是瞄准报纸的副刊，通过连载，促进报纸的发行量，也促使自己的钱袋鼓起来。所以他得编恋爱的故事，并且要让恋爱的双方吃尽苦头、受尽曲折不可，这样才吸引读者去读他的作品，他才好赚钱。张恨水不愧是高手，他很会编故事，惹得那么多读者流眼泪，尤其是女读者，被哄得鼻一把、泪一把，总想着去替主人公死一回。当然，我不是故意贬低张恨水，他的目的就是编故事，尽管也会惹人哭，但他是故意的，读者的每一滴泪都会变成他家箱底的一个银圆。 樊家树是张恨水的一个棋子，他可以与凤喜恋爱，也可以与“凤不喜”恋爱，这完全取决于故事的需要，更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因此，张恨水对于樊家树，无可谓爱或者恨，只要书写完了，他就被作者搁在一边，因为作者另一盘棋又要开始了。但贾宝玉却不同，他是曹雪芹的心脏、是脉搏、是血管里的血，曹雪芹与他已水乳交融，无法分开了。曹雪芹在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后，如果书完全确定下来以后，我想，他也就没有力量和动力再活下去了，所谓“泪尽而死”，这绝不是假话。对于曹雪芹来说，他是用自己的眼泪把自己淹起来，几于难于呼吸，而张恨水是把别人的眼泪骗下来，然后一个人在那儿偷偷地乐。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目下，这两个人的高下我都可以大胆地给一个说法。也许，当年的曹雪芹与张恨水对自己身后的事可能也预料到了，只是他们周围的人不知道而已。这里我又想起了鲁迅，他对同时代的作家张资平的小说进行评价的时候，说张氏的小说总结其精髓，就是一个“△”。对于张恨水的小说，他倒没有提起，但对照着他对曹雪芹与张资平的评价看起来，我们也能看出写作者与创作者在水准方面的端倪来。 2005、10、25夜 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三） 说说金庸 金庸是一个极其特别的现象，他与张恨水一样，是报刊专栏作家，是个商人，他写小说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赚钱。应该说，他是一个创作者，而不是写作者，但他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大多数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尤其在作者赋予笔下人物的情感方面，更是让那些专业作家、严肃作家们望其项背而已。我想，后人如果要写文学史的话，在二十世纪这一章里，一定要提到金庸，并且得大书特书一笔。对此判断我还是有一定的把握，因为，现阶段的文学史研究已确定了这一观点，况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所谓的现代文学是高峰时期，之后，可以说是文学的荒漠阶段，而金庸偏居香港，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大都市里，却在用武侠小说的方式阐释着中国古代文化，并把小说的写法推到一个新的层面，这确实是一个奇迹，窃认为，研究金庸的写作方式同研究他的作品具有同样意义。 当我对写作的态度问题没有彻底谈清楚之前，有人可能对“功利”这个词汇还有点误解.。再重复一便，所谓功利是作家创作的一种目的性，前面已说过，鲁迅是功利性的，但中国的文学史不会忘记鲁迅的伟大，中国的发展史也不会忘记鲁迅的伟大。而金庸，他的写作表面上看起来，其世俗性的功利色彩非常浓厚，金庸本人在谈起时，也很低调，称自己写小说是“玩”。正是这个“玩”，非常赖人寻味。 现在，我可以很粗浅地对金庸之所以成功的因素给予归纳： 天赋+博学+责任+“玩”=金庸的小说。 天赋-------- 毫无疑问，金庸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他就象马拉多拉的足球技术一样，我们除了用“天才”这个词以外，再无法进行解释。金庸对小说技术的自如挥洒，与马拉多拉射门意识、带球过人技巧一样，其鬼斧神工的神妙是与生具来的，可能先天的因素远远要大于后天的训练因素。 博学—— 大凡伟大的作家，都是博学的人，至少，文化功底要相当地扎实。对此，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来：曹雪芹、胡适、林雨堂、穆旦、沈从文、叶君健等等。从金庸的小说中可以看出，他知识面极广，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的把握。金庸的小说，不仅仅是武侠，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展览馆，尤其特别的是，在这个展览馆里，金庸没有对儒、释、道三者进行简单狭隘的比较，分一个高低，而是融合，凡是正确的就给予肯定，不正确的就给予否定。这也是金庸的小说非常对中国人的胃口的重要因素之一。 责任—— 前面已经说过，责任是衡量一个作家写作态度的一个主要标准。过去，我就不读金庸，因为他写的是武侠，但在读完他后，不得不大吃一惊，并得出一个浅陋的结论：文学作品，你不要看作者写了什么，而是要看作者告诉了什么。安徒生写的是鸭子、陀螺、弹力球、香槟瓶子之类的东西，但我们能否认安徒生的伟大吗？这是作家的艺术品味使然，是作家的责任感使然。金庸的责任感创造出的博大精深思想内涵征服无数的读者，就是他的《鹿鼎记》，一般来说，是一部并无多少深度的作品，但是，读《鹿鼎记》，你会感受到金庸象一个心理医生，给你焦渴的心灵进行细细的滋润，因为，在这部小说里，你可以跟着主人公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你在庸常的世界里得不到的东西，从而在望梅止渴中得到精神的满足。所以说，金庸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并没有因为赚钱而降低了自己的艺术品位，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玩”—— 对金庸来说，玩并不是玩弄、不是游戏，而是写作过程中的放松状态，是写作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大约与曹雪芹和吴敬梓的写作状态有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曹与吴是旺盛生命力被压抑后象火山喷发一样的爆发过程，当火山喷发完必后，作家的生命也随之灰飞湮灭。而金庸则要理性一些，以写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在自家的院子里弄一片小菜园一样,精心地耕耘,认真地播种,然后收获一些自己的血汗。只要这种劳动是真诚的，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我们就应该肯定，而不要轻易地将其看成是玩物丧志，是胡写乱画。所以，我认为金庸的“玩”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层次，这要比假装深沉，或者挤牛奶一样的挤作品要好得多。贾平凹的《废都》据作者称，是倾其精力而打造的，是半生心血的全部倾诉。总之，应该算是严肃的吧。但是，现在已十多年过去了，让作者自己说，这部作品的质量怎么样，读者就不用发言了。 对于金庸，我无法将其界定为“写作者”，还是“创作者”，对这个人如果这样简单地定义就有些肤浅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人非常地聪明，也非常地真诚，聪明是指他的天赋和知识，真诚是指他对艺术的态度，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铸成了金庸作品的伟大和厚重。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严谨的态度、执着的操守对一个作家是何等的重要，一个在写作上没有责任感的人，他就是想捞一点世俗的功利也只能是水中捞月而已。 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四） 作品是否需要传世 翼图不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写作的人来说，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文以载道”吗。我想，一个人，当他把自己的思想变成文字时，潜意识中，他一定希望有更多的人读到他的文字，并想在时间上也更长久一些，包括在死后都能对他人造成更长远的影响。好些大作家都很自负，认为自己的文字就是指引人类前进的航灯，必将伴随着人类的始终而始终。有些人做到了，如鲁迅、托尔斯泰，有些人却没有做到，在生前就烟消云散了，这样的人连例子都不用举，因为太多了，一举，倒显得他很有影响力似的。 但要使自己真正“不朽”是一见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必须具备很多难以预料的条件，比如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比如天赋，比如学识，比如阅历，比如激情状态，比如献身精神等等，这些条件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都会功败垂成，遗恨千古。历史上，有多少文人墨客把一生拚在这项事业上，但其造诣及影响力却并不理想。皇帝里面，李煜在嬉戏之中就成了一代文学大师，而乾隆在作品数量方面古代诗人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文学史上，把他算作一个诗人怎么说也有些勉强。再看看建国后极左的那段时间，我们有真正的文学吗？尽管从体制上，文学的硬件方面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时期，政府还建立了“作协”组织。让作家们专门从事创作，但效果是令人悲观的。一些真正的作家反而封笔了，象沈从文，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只有去研究古代服饰史去了，而绝大部分的作家像手工艺人一样则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去用文学图解政治了。直到八十年代，政治上稍微松动了一些，那些被尘封于“文字狱”牢笼里的所谓“朦胧诗”才得以面世，竟然给思想界、文学界都来了一场大地震。 这样说起来，写作竟然是很艰难的事情了，辛辛苦苦地劳动了，倾其一生，其结果不能够使作品传于后世，有可能连一个“大师”都算不上，那还不如不写。但我必须说明的是，我绝不是这种观点，反而要强调的是，写作是一种纯私人化的活动，它不同于其它的体力或智力劳动，完全是写作者精神和情感的宣泄，通过这种宣泄，表达作者的爱与恨，诠释作者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与态度，从而对他人以指导、以感染、以安慰。当然，作者的思想应该是健康的、向上的，并且是高屋建瓴的，对人类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于那些绝大多数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我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准，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不朽”，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认真的态度，要凭自己真正的良知去写作，要投入实实在在的情感。如果仅凭文字去换一点虚名，或者谋一点小小的私利的话，我认为，你不写也罢。大约二十年前吧，中国出了一个叫汪国真的“诗人”，很红火，他自己也很乐观，声称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要花开中国的话，那么非开在他头上不可。但可惜的是，瑞典皇家学院至今没见向汪先生发出邀请函，这位诗人的大作也销声匿迹多少年了，让人不得拜读了。 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自由给文学的发展送来了阳光和空气，这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文学陷入到尴尬的境地，所以人们都在惊呼，文学完了，文学完了。据调查，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没有文学，只有低级无聊的消遣文化而已。因此弄得好些作家们捶胸顿足、悲天悯人地呼唤文学的回归。我想，这大可不必，大时代、大背景的发展势头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时代，大众需要消遣性的东西，自然有需要的理由，我们仅仅靠呼喊是毫无作用的。与其这样，还不如爬进书房，认认真真地写自己的东西，当然态度要认真，首先得感动自己，不能变成铅字也无所谓。当年，杜甫写作的时候，我估计他可能没想到这个问题，蒲松龄写作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他们都被历史纪录下来了。而那些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的人，我们倒记不清他们是谁了。《儒林外史》中，娄三公子、四公子，还有杨执中、权勿用、遽铣夫诸先生游了一趟莺脰湖，也都写了诗，还结集出版了，在当时文坛成为一时盛事。在历史上，诸如这样的“盛事”可谓多矣，但真正给我们留下作品的有多少呢？在当代，像这样的文学盛事可能更多、更热闹了，但作家们主要除了游山玩水，交朋会友，海吃猛喝以外，他们为文学做了些什么呢？所以，我呼吁：如果我们内心有需要宣泄的情感，那么，我们不妨把自己关起来，饱含热情地把它写出来，只要是真诚的，我们大可不必考虑作品的质量问题，更不要考虑是否不朽的问题。因为，真诚是文学的灵魂，失却了灵魂的写作是卑鄙的。同时，我也反对翼图不朽的文学，因为翼图不朽本身就是功利性的表现，是“创作”，而不是“写作”，其前景必将注定是失败的，何况，正如我前面所述，要想不朽是极其艰难的事情，必须受到主观和客观诸方面的限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走进书房，保持心灵的宁静应该是重中之重，至于其它，由它去吧。 2005、11、4下午 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五) 民间的声音 文学的起源，来源于民间，所谓“哼吁、哼吁”即是源头。后来，有了文字，文学才成了贵族文人的专利品，就是《诗经》，虽然保留了民间劳动和谈情说爱的原始痕迹，但经孔老夫子一修订，也成了纯官方、纯贵族的语言了。古代社会几千年，文学几乎与下层的“氓民”没有关联，好像只有贵族文人才有七情六欲，也只有他们拥有用文字抒发情感、解释世界的权利，而普通老百姓就如木头石块一样，他们没有声音。但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文人贵族有喜怒哀乐，下层庶民也会哭、会笑，这样，他们就唱山歌，编故事，说书，后来还唱戏，总之，野民们的声音在基层永远没有喑哑过，尽管这些声音有些鄙俗，也很少变成文字性的东西，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声音，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将是一种怎么样的文明？ 历史上，大唐应该是一个永远让人感到温暖和感怀的文学黄金时期，那时候，谁都可以写作，诗歌几乎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吃酒喝茶一样，所以使诗歌不管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非常鼎盛的高峰。我一直有一个偏激的认识：中国诗歌的最高水平在唐代，自唐至今一千多年来，从总体水平上来看，我们还没有超越这个水平。我估计，在今后的诗歌发展史中，也不会有可能超越大唐的巅峰。至元代，文学在民间又一次绽放出明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在当时，政治上色目人说了算，汉族的知识分子只有去玩文字了，所以使曲和剧得到极大的发展、壮大，小说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尽管这种成就的取得掺杂着知识分子的泪水和无奈，但在民间，文化的声音在鸣响，文学的声音在涌动，这至少让我们后人拥有了享受这种声音的幸福。到了明清之际，理学再一次勃兴了，使得文学又跌到民间去了，《水浒》、《金瓶梅》、《三国演义》、《聊斋》、《儒林外史》、《红楼梦》无不如此，当然还包括那些所谓的艳情小说，传奇之类的东西。要而言之，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学史，民间的声音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至少在小说方面，基本上全是民间的声音。这也就牵扯到写作态度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民间的声音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里，要让一个知识分子放弃仕途理想，而专职去写小说，他们的内心一定是矛盾的，正是写作的快乐压倒了作官的念头，才使得这些文化的精英分子能够坐到书桌前，把自己的精神思考变成文字，也在无意识中给中华文化添了砖、加了瓦。 现在该说到当代了，由于市场经济的因素，文学似乎有点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样子，所以满世界是忧患的号哭声，爱好文学的人都在呼唤文学的回归。 我认为，大可不必担这个心。理智地想一想，现阶段文学的低落不外乎是这几个原因造成的：其一，中国人确实需要钱，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浮躁、迷茫,只要物欲，排斥精神。其二，在一个连权力都市场化的时代里，文学必然也可以市场化，大部分读者消遣性的文化需求自然要导致文学工作者向低层次倾斜，“文”不再“载道”，我们只看到“鱼目”，而作为“珍珠”的纯文学我们已在“鱼目”中很难挑拣了。其三，作家们也浮躁起来，他们已很难平兴静气地坐到书桌前倾吐自己真正的声音，他们必须考虑编辑的口味，考虑市场问题。其四，在人情味极其浓厚的中国社会里，真正的“美声”有可能见不到听众，编辑先生宁愿发一些熟人朋友的作品，而那些好作品有可能又回到作家的抽屉里面去了。当然，可能还有太多太多的因素，但我们大可不必悲观，让我们听听民间的声音。 我绝对相信，在民间，仍然有大量的写作者存在着。炴炴十几亿人口，五千年文化的积淀，不可能使文学因为“钱”的问题就这样中断了，如果宏观地看这个问题，也绝对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前面分析的，历史上，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里，还可以举出冯梦龙、汤显祖、兰陵笑笑生、北岛、海子等等一长串名字来，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倾诉着各自的声音，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这声音非常微弱，只有自己听得到，甚至于是异端邪说，但时间是最好的裁判，裁判已給这些声音做出了公正的评判。现在，那些保持操守，固守贞洁的“地下工作者”们虽然几乎形不成阵容，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一定存在着。他们的声音可能像前辈的大师们一样，被掩埋了，但时间会说明一切，那就让我们耐心地等待时间的评判吧。 如果把尺度放宽一点，我们还会发现，冼星海代表了一种声音，阿炳也代表了一种声音；徐悲鸿代表了一种声音，陕北的老大娘用剪纸的方式也代表了一种声音；《离骚》是一种声音，《格萨尔王》也是一种声音。我们对这两种相对的声音要评判出高低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民间的声音是朴实的，真诚的，生命力也是最顽强的。所以，对于目下的文学现状，我并不悲观，我相信民间声音的力量，相信民间声音的生命力。在我的周围，就有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他们的水平及修养问题我们暂且不论，但写作的态度绝对是真诚的，他们用文字记录了自己的思想，然后把这些文字锁起来。我佩服这些人，感谢这些人。现在，我在一本民间的文学期刊《正午》上面，读到了维色、中跃、老盖这些人，让我进一步地坚定了自己的观点。 2005、11、7下午 关于写作的态度问题(六) 喧 嚣 与 浮 躁 七年前,我在一篇关于讨论世纪末问题的文章中写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只涌起过两次高潮：一次在二十年代，另一次在八十年代。”现在看这一段话，有些偏颇，需要需要检讨。但对于目前文学的现状，我仍然是不满意。我是说被称做“文坛”的那个现实。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喧嚣与浮躁”。 从九十年代至今，文学趋向于规模化，多元化，表面上看起来，热闹得不得了，但叫我说，还是很糟糕。具体地说，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热闹当中，我们不能够找到代表我们一个泱泱大国在社会转型阶段足以记录一个时代的重量级作品。分析其成因，窃以为，大约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学也被市场化了。炒作和包装的手段笼罩了整个文坛，使得读者失去了判断能力，作家也不知道如何驾驭自己手中的笔。请看看韩寒和郭敬明吧，他们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什么？当然更多是老实人，勒紧裤腰带用自己的钱出书，但这些书的价值有多大呢？其二，市场经济不需要文学.。这是一个叫人不可理喻的现象，想想英国和法国，在工业文明的转型阶段，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莫泊桑们尚可用文学记录他们的时代，并且是社会不可或却的一部分。而我们呢，需要的是钱，钱，就是钱！对精神的满足以及对社会的思考已逐暂地淡出了我们的世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所谓及时行乐、过把隐就死成了全民族的精神主题。其三，作家的职业化使写作者们丧失了写作的最基本的原始动力。我一再强调，写作是写作者精神方面本能的喷发和宣泄，即使创作也需要认真、严肃的态度，要有责任感。而职业化的写作行为使作家们成了工匠艺人，整个文坛象一个大工场，一帮人在忙忙禄禄地工作着，产品送出去后，就与这些工匠们在没有了关系。其四，功利性的诱惑激发了作家们写作心态的失衡.。名与利的追求基本上成了作家们写作的原动力，所谓立杆见影，所谓积极地捞取是大家努力的基本方针。况且我们中国人是一类最善于“变通”的人群，连政治、法律都可以变通，何况是用文字赚取一点小小的名利这点小事？送送钱、拉拉关系、搞搞宣传，就是一个文盲也可以弄成一个作家学者。在这样的环境里写作，要作到坐怀不乱确实不容易，除非你是圣人。其五，中国正处在文化的大转型期，儒家文化在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曾经的殉道精神也在淡出我们的灵魂。文字的游戏不再具备社会责任感，想用文字不朽的殉道者几乎没有了。 当然，导致中国文学疲软的因素不仅仅是这些，可能要复杂得多。但仅这些因素，这样的环境，我们还能产生大文学吗？竟管从表面看，我们的文学非常繁荣，产品数量之多，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形式之多元，也可以用“百花齐放”来概括之。但总体来分析，只能是喧嚣与浮躁而已。试看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的文学符号吧，所谓新写实、先锋派、文化关怀、新闻体、新历史小说等等，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太热闹了，但其实质呢？再看看大家都写了些什么，小资情调、自恋陶醉、鸡毛蒜皮、土匪黑幕、妻妾艳史、痞子斗嘴等等，当然我这里不是说题材的问题，在题材上，安徒生还写木头塞子呢，主要是没有人对我们的时代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没有人切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在那篇关于世纪末的文章中曾发出这样的质问： 凡好的文学作品，无不是对一个时代高度概括的记录，是作家对其所作的批判，以及对民族对人类的关怀和指引，也包括对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审美精神的追求。但在世纪末的文学中，我们只看到的是对旗号的翻新，技巧的玩弄，或者是对无聊的推崇和迷醉。这样，就能够建设出大文学吗？ 我至今认为，我几年前所作的判断仍是正确的，还没有过时。这里，可以拿一些作家做例子，象贾平凹，是够大的作家了吧，但这人除了谈一些玄而又玄的事情外，就是不停地包装和炒作自己，以使得书买得更多、更火。象余华，他可以以一部《活着》在文学史上流一点名，但他除过这一部作品外，大多精力去在报纸副刊上挣钱去了。好象还有一个余杰，据说是很先锋的人物，但在读过他的作品后，感觉是学了鲁迅和李敖的一点皮毛，在那儿尽情地表演自己，哗众取宠而已。当然这里可以说说莫言，还有史铁生，尤其是王小波，这些人较为淡薄，只默默地写自己的东西，但与大文学的境界还是有些距离。因为他们的作品尚不能够反映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历史转型期所折射出的全部风貌，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这里我还想到了陈忠实，他的一部《白鹿原》有可能要写进文学史，但要与赛珍珠的《大地》比起来，还是单薄了一些。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批判精神，只有如实的记录而已。 也许，我的观点太偏激了，但目前的中国文学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乌烟瘴气，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肤浅虚无，无所建树。因此，我只能呼唤，有良知的天才们，请坐到书桌前去吧，要用心去写，用献身的精神去写，中国需要你们，并将会感谢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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